1922年夏天，北京城里来了一位湘西小伙，他在旅客登记簿上这样登记自己的身份：沈从文，年二十岁，学生，湖南凤凰县人。
尽管科举制度灭亡了，但学生、读书人在当时还是比较受人尊重的身份。只是，当时的沈从文并不是一名学生，而是一名当过6年兵的退伍军人。他在14岁那年就告别了学校，选择成为一名军人。那年的他，还在上高小。
当时的学制是这样的，普通教育分3段4级：初等教育7年，初小4年，高小3年；中等教育4年；高等教育6年～7年，大学预科3年，本科3年～4年；专门学校预科1年，本科3年。按照正常的升学速度，20岁的沈从文应该是一名大学生了。
沈从文此次从湘西来到北京，主要是因为相信了报纸上的说法——北京的大学大门敞开，有的是上学机会。沈从文的目标，是考北京大学。另外还有一点很重要，沈从文希望和旧的生活撇清关系，过上独立的生活。
过去的6年里，沈从文在军营里摸爬滚打，随部队南征北战，看见了许多生生死死，看到人性美的同时也看到了战争的无情与社会的腐朽，年轻的他厌倦了这种生活。此外，当时的军人在湘西并不受人尊敬。沈从文有一次穿着制服走向一群学生，喜爱文学和书法的他对学生有天然好感，但那群学生却对他流露出了反感、厌恶的情绪。
据沈从文回忆，他离开湘西前，亲戚黄晶铭曾劝他说：大小书呆子不是读死书就是死读书，哪有你在乡下做老总有出息！而沈从文是这样回答的：
六年中我眼见在脚边杀了上万无辜平民，除了对被杀的人留下个残忍印象，什么都学不到！做官的有不少聪明人，人越聪明也就越放纵愚蠢气质抬头，而自己俨然高高在上，以万物为刍狗。我实在待不下去，才跑出来。我想读点书，读好书救救国家，这个国家这样下去实在要不得！
总之，种种因素促使沈从文来到了北京，并定下凭自己的能力闯出一番天地的目标。为此，他没有去投靠北京的显赫亲戚。沈家本是湘西大族，沈从文的爷爷沈宏富曾任贵州提督。到了沈从文这一代即使家道衰败，但仍与一些大家族有姻亲关系。
年轻气盛的沈从文还没意识到，一个湘西小伙要靠自己的才华在北京闯出一片天地有多难，只有小学学历的他要考上北京大学又有多难。但接踵而至的失败，很快让他看清了现实。
沈从文只有小学学历，没有高中文凭，况且还学不好英语，二十几个字母都学的吃力，这就注定了沈从文考不上大学。沈从文曾报考燕京大学、北京大学的国文班，结果都没有被录取。另外，沈从文也没有钱，花钱上大学这条路也行不通。好在当时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广开门户，允许外面的人进来旁听，沈从文虽没有考上北大，但也可以听到大学者们的课。
除了在北京大学旁听，在图书馆自学、忙活考大学之外，沈从文还要干各种杂活维持生活。他在印刷厂当过工人，在图书馆当过管理员，此外还干过无数别的杂活。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，他甚至想过重新回去当兵。不过，沈从文选择没有回去当兵，而是向郁达夫等知名作家写信倾吐心声。
郁达夫收到沈从文的信后，很快抽出时间去到那个由储煤间改造成小房间看沈从文。当郁达夫推开房门，看到的一幅这样的情景：沈从文用被子裹着两条腿，坐在凉炕上，正在用冻得红肿的手写字。此时的沈从文，已经好几天没吃任何东西了。
郁达夫拉着沈从文去吃了一顿好的，沈从文则对郁达夫倾吐了自己的理想。分别前，郁达夫将吃饭找回的三块多钱给了沈从文。沈从文还不知道，郁达夫虽然已经成名，但他生活也非常窘迫，比他好不了多少。
郁达夫回到家后，对沈从文这位有志青年的遭遇感到极度愤懑。同时，他也意识到沈从文上大学的愿望不切实际。当天晚上，郁达夫写下了这篇著名的《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》，文中没有指出沈从文的姓名，因此只有沈从文知道文章是写给自己的。郁达夫这样写道：
我的力量太薄弱了，可怜的朋友太多了，所以结果近来弄得我自家连一条棉裤也没有……讲这一番苦话，并不是因为怕你要来问我借钱，而先事预防，我不过欲以我的身体来做一个证据，证明以大学校毕业的资格来糊口的见解的错误罢了。引诱你到北京来的，是一个国立大学毕业的头衔，现在学校都已考完，你一个国立大学也进不去……我说了这半天，不过想把你的求学读书，大学毕业的迷梦打破而已。
当然，郁达夫穷归穷，但在北京文化界还是有一些资源的。不久之后，他就把沈从文介绍给当时著名的《晨报副刊》的主编。一个月后，沈从文的处女作《一封未曾付邮的信》发表了，这是沈从文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。此后，沈从文的作品时常得到发表，渐渐小有名气。后来，郁达夫又介绍沈从文与徐志摩相识，进而得到徐志摩的赏识和大力推举。
北大哲学教授林宰平，也注意到沈从文，并非常赏识他。而沈从文也渐渐有了自己的朋友圈，结识了董秋斯、胡也频、丁玲等人。尤其是他与丁玲胡也频的友谊，是文坛的一段佳话。只可惜，因为胡也频的逝世、丁玲的误解，丁玲后来始终对沈从文心有芥蒂。
1928年春天，沈从文离开了北京来到上海，并在徐志摩的推荐下进入了中国公学教授文学。中国公学的校长，是大名鼎鼎的胡适。沈从文也从6年前那位只有小学学历的湘西小伙，变成了著名大学的文学教授。之后，在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，沈从文又成为了北大教授。
更重要的是，沈从文在这里遇上了自己生命中的另一半——张兆和。一切正如沈从文本人所写的：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，看过许多次数的云，喝过许多种类的酒，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。
沈从文给大学一年级上文学课，张兆和正好是班上的学生。他们的第一次相遇，是在第一堂课上。但当时沈从文没有注意到张兆和，因为那天除了班上的学生之外，还来了很多旁听生，沈从文虽然准备充分，也有真才实学，但第一次上课的他感到无比紧张。六十分钟的课，沈从文十分钟就讲完了，随后就是尴尬的沉默。
沈从文只好在黑板上写下了一行字：第一次上课，见你们人多笑了。学生们哄堂大笑，但也感觉沈从文挺有意思的，就没把他轰下台。课后，有学生找到胡适反映这个情况，胡适听到后笑着回答道：学生不赶他走就是成功。平心而论，胡适在当时享有那么高的声望跟他的为人有很大关系，他大度、开明、宽容，但是也有原则、有分寸。
之后，沈从文的课上得越来越好，学生们也越来越爱上沈从文的课。沈从文也渐渐注意到了张兆和，那位相貌出众、气质独特、皮肤略黑的女学生。据说，因为日渐加深的爱意，沈从文有段时间上课看到张兆和都会脸红。沈从文开始给写情书，一封接一封文辞优美、充满柔情的情书送到了张兆和手中。
当时追张兆和的人很多，沈从文排到了18号。张兆和对其他追求者没有好感，对沈从文也没有。况且，当时她虽为沈从文的文采吸引，但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学业。因此，张兆和没有理睬沈从文。而沈从文，也爱得越来越卑微，比如他曾这样写道：
爱情使男人变成傻子的同时，也变成了奴隶，不过，有幸碰到让你甘心做奴隶的女人，你也就不枉来人世间走一遭。
爱而不得的痛苦煎熬着沈从文，他甚至一度想到过自杀。张兆和也感受到了沈从文的心理变化，着实被吓到了。于是张兆和抱着沈从文给他写的一大摞情书，找到了校长胡适。没想到胡适听张兆和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又看了沈从文写的情书，竟然露出了胡式微笑，对张兆和说：他文笔确实好，没事你们多通通信也好嘛！
沈从文也意识到了不要过于极端，但仍坚持给张兆和写情书。张兆和也没有过多表示，只是默默接收着他的情书。直到张兆和毕业后一年，事情才出现转机。或许是被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浓情蜜意打动了，张兆和带沈从文见了她的家人，之后正式在了一起，并跟随沈从文从青岛去了北京。
到了北京之后，张兆和发现沈从文根本不会打理生活，每个月一发工资就大手大脚用掉，不仅没有积蓄，有时候月底吃饭的钱都没有。这个时候，张兆和已经铁了心要跟沈从文在一起，因此她没有与他争吵，而是选择了与他结婚，帮他打理生活。为此，张兆和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学业。成婚之后，张兆和不仅帮沈从文打理家务，还帮他处理稿件，可谓是不可多得的贤妻。
和张兆和结婚之后，沈从文的文学创作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。此前他的创作，大多是为了糊口或是为了发泄情绪。对张兆和的单恋，与张兆和的相恋、成婚，使沈从文内心充满了爱意；再加上结婚后的回乡之行，又再次点亮了他记忆深处的湘西记忆；沈从文写下了《边城》，翠翠这个动人形象，身上明显有张兆和的影子。
《边城》讲述的故事非常简单，就是一对富家兄弟爱上了一个穷女孩，他们商定用赛歌的方式来争翠翠，最后大哥出走并出了意外，内疚的弟弟也离开了，只剩下情窦初开的翠翠。但就是这样一部故事简单的小说，不仅是沈从文笔下最重要的一部作品，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
1999年6月，《亚洲周刊》推出了“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”，对20世纪用中文写作的小说进行了排名，遴选出前100部作品。鲁迅的小说集《呐喊》位列第一，沈从文的小说《边城》名列第二。但如果以单篇小说来排，《边城》是第一名。时至今日，在很多文学类书籍销售排行榜上，《边城》也位居前列。
那么，《边城》究竟是凭借什么打动如此多的读者呢？对于这个问题，很多人可能会想到田园牧歌式的意象、优美动人的文辞之类的答案。但事实上，这样的答案是不够准确的。《边城》虽然表面上非常美好，但它其实写的是人间最真实、最残忍的景象。
边城世界虽然美好、安宁，生活于的人也淳朴、善良，但只要稍微注意一下翠翠的爷爷就知道，那并不是桃花源。老船夫本应享受天伦之乐，但是他不仅要摆渡船，还要忍受着丧妻、丧女之苦。他更怕自己会死亡，那样翠翠就无依无靠了。这样的生活，是真实而又残酷的人间，不是桃花源。
更重要的是，《边城》通过平静的故事，展现了一幅最无解的悲剧图景：所有的好人在一起，却干了一件非常非常坏的事。翠翠是好人，翠翠爷爷是好人，船总是好人，傩送是好人，天保也是好人，他们的行为处处散发着人性的光辉，但这么好人搅在一起却没有产生皆大欢喜的结局。相反，结局没一个人得了好。
老船夫以为孙女喜欢天保，翠翠喜欢的却是傩送；天保自知争不过傩送，选择离开但却出了事。船总怪老船夫一家，傩送也因内疚而离去。于是，老船夫至死都没看到翠翠嫁出去了，抱憾而终；船总因为大儿子的死去、二儿子的离去而忧虑；傩送的内心则更煎熬，既有对翠翠的爱恋，对家人的思念，又有对哥哥的愧疚；翠翠呢，则陷入了或许永远没有结果的等待。
在传统的故事中，推进故事发展的动力往往是正义与邪恶的对抗，正义打败邪恶就是喜剧，邪恶打败正义就是悲剧。但《边城》中并没有反派人物，自然也就没有所谓的邪恶力量。那么，没有坏人作恶的《边城》为何结局如此悲惨？
其实，《边城》揭示的是最为深刻、最为永恒的一种悲剧。这种悲剧不是由坏人造成的，甚至不是由命运的捉弄造成的，而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造成的。哲学家叔本华将之称为第三种悲剧：
不幸也可以仅仅由彼此的地位不同，由于他们的关系造成的……他们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，他们为这种地位所迫，明明知道、明明看到却为对方制造灾祸，同时还不能单说是那一方面的不对。
在我们平凡的现实生活中，因关系的变化、立场的变化、思想的变化而造成的悲剧，其实是最多的。比如友情、亲情、爱情的破裂，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能说清谁对谁错。而这悲剧，往往既美好，也遗憾，更无解。或许，这就是《边城》的最动人之处吧。
1922年夏天，北京城里来了一位湘西小伙，他在旅客登记簿上这样登记自己的身份：沈从文，年二十岁，学生，湖南凤凰县人尽管科举制度灭亡了，但学生、读书人在当时还是比较受人尊重的身份。只是，当时的沈从文并不是一名学生，而是一名当过6年兵的退伍军人。他在14岁那年就告别了学校，选择成为一名军人。那年的他，还在上高小。当时的学制是这样的，普通教育分3段4级：初等教育7年，初小4年，高小3年；中等教育4年；高等教育6年～7年，大学预科3年，本科3年～4年；专门学校预科1年，本科3年。按照正常的升学速度，20岁的沈从文应该是一名大学生了。沈从文此次从湘西来到北京，主要是因为相信了报纸上的说法——北京的大学大门敞开，有的是上学机会过去的6年里，沈从文在军营里摸爬滚打，随部队南征北战，看见了许多生生死死，看到人性美的同时也看到了战争的无情与社会的腐朽，年轻的他厌倦了这种生活。此外，当时的军人在湘西并不受人尊敬。沈从文有一次穿着制服走向一群学生，喜爱文学和书法的他对学生有天然好感，但那群学生却对他流露出了反感、厌恶的情绪。据沈从文回忆，他离开湘西前，亲戚黄晶铭曾劝他说：大小书呆子不是读死书就是死读书，哪有你在乡下做老总有出息！而沈从文是这样回答的：六年中我眼见在脚边杀了上万无辜平民，除了对被杀的人留下个残忍印象，什么都学不到！做官的有不少聪明人，人越聪明也就越放纵愚蠢气质抬头，而自己俨然高高在上，以万物为刍狗。我实在待不下去，才跑出来。我想读点书，读好书救救国家，这个国家这样下去实在要不得总之，种种因素促使沈从文来到了北京，并定下凭自己的能力闯出一番天地的目标。为此，他没有去投靠北京的显赫亲戚。沈家本是湘西大族，沈从文的爷爷沈宏富曾任贵州提督。到了沈从文这一代即使家道衰败，但仍与一些大家族有姻亲关系。年轻气盛的沈从文还没意识到，一个湘西小伙要靠自己的才华在北京闯出一片天地有多难，只有小学学历的他要考上北京大学又有多难。但接踵而至的失败，很快让他看清了现实。沈从文只有小学学历，没有高中文凭，况且还学不好英语，二十几个字母都学的吃力，这就注定了沈从文考不上大学。沈从文曾报考燕京大学、北京大学的国文班，结果都没有被录取。另外，沈从文也没有钱，花钱上大学这条路也行不通。好在当时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广开门户，允许外面的人进来旁听，沈从文虽没有考上北大，但也可以听到大学者们的课。除了在北京大学旁听，在图书馆自学、忙活考大学之外，沈从文还要干各种杂活维持生活。他在印刷厂当过工人，在图书馆当过管理员，此外还干过无数别的杂活。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，他甚至想过重新回去当兵。不过，沈从文选择没有回去当兵，而是向郁达夫等知名作家写信倾吐心声。郁达夫收到沈从文的信后，很快抽出时间去到那个由储煤间改造成小房间看沈从文。当郁达夫推开房门，看到的一幅这样的情景：沈从文用被子裹着两条腿，坐在凉炕上，正在用冻得红肿的手写字郁达夫拉着沈从文去吃了一顿好的，沈从文则对郁达夫倾吐了自己的理想。分别前，郁达夫将吃饭找回的三块多钱给了沈从文。沈从文还不知道，郁达夫虽然已经成名，但他生活也非常窘迫，比他好不了多少。郁达夫回到家后，对沈从文这位有志青年的遭遇感到极度愤懑。同时，他也意识到沈从文上大学的愿望不切实际。当天晚上，郁达夫写下了这篇著名的《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》，文中没有指出沈从文的姓名，因此只有沈从文知道文章是写给自己的。郁达夫这样写道：我的力量太薄弱了，可怜的朋友太多了，所以结果近来弄得我自家连一条棉裤也没有……讲这一番苦话，并不是因为怕你要来问我借钱，而先事预防，我不过欲以我的身体来做一个证据，证明以大学校毕业的资格来糊口的见解的错误罢了。引诱你到北京来的，是一个国立大学毕业的头衔，现在学校都已考完，你一个国立大学也进不去……我说了这半天，不过想把你的求学读书，大学毕业的迷梦打破而已当然，郁达夫穷归穷，但在北京文化界还是有一些资源的。不久之后，他就把沈从文介绍给当时著名的《晨报副刊》的主编。一个月后，沈从文的处女作《一封未曾付邮的信》发表了，这是沈从文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。此后，沈从文的作品时常得到发表，渐渐小有名气。后来，郁达夫又介绍沈从文与徐志摩相识，进而得到徐志摩的赏识和大力推举。北大哲学教授林宰平，也注意到沈从文，并非常赏识他。而沈从文也渐渐有了自己的朋友圈，结识了董秋斯、胡也频、丁玲等人。尤其是他与丁玲胡也频的友谊，是文坛的一段佳话。只可惜，因为胡也频的逝世、丁玲的误解，丁玲后来始终对沈从文心有芥蒂。1928年春天，沈从文离开了北京来到上海，并在徐志摩的推荐下进入了中国公学教授文学。中国公学的校长，是大名鼎鼎的胡适。沈从文也从6年前那位只有小学学历的湘西小伙，变成了著名大学的文学教授。之后，在胡适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，沈从文又成为了北大教授。更重要的是，沈从文在这里遇上了自己生命中的另一半——张兆和。一切正如沈从文本人所写的：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，看过许多次数的云，喝过许多种类的酒，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沈从文给大学一年级上文学课，张兆和正好是班上的学生。他们的第一次相遇，是在第一堂课上。但当时沈从文没有注意到张兆和，因为那天除了班上的学生之外，还来了很多旁听生，沈从文虽然准备充分，也有真才实学，但第一次上课的他感到无比紧张。六十分钟的课，沈从文十分钟就讲完了，随后就是尴尬的沉默。沈从文只好在黑板上写下了一行字：第一次上课，见你们人多笑了学生不赶他走就是成功之后，沈从文的课上得越来越好，学生们也越来越爱上沈从文的课。沈从文也渐渐注意到了张兆和，那位相貌出众、气质独特、皮肤略黑的女学生。据说，因为日渐加深的爱意，沈从文有段时间上课看到张兆和都会脸红。沈从文开始给写情书，一封接一封文辞优美、充满柔情的情书送到了张兆和手中。当时追张兆和的人很多，沈从文排到了18号。张兆和对其他追求者没有好感，对沈从文也没有。况且，当时她虽为沈从文的文采吸引，但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学业。因此，张兆和没有理睬沈从文。而沈从文，也爱得越来越卑微，比如他曾这样写道：爱情使男人变成傻子的同时，也变成了奴隶，不过，有幸碰到让你甘心做奴隶的女人，你也就不枉来人世间走一遭爱而不得的痛苦煎熬着沈从文，他甚至一度想到过自杀。张兆和也感受到了沈从文的心理变化，着实被吓到了。于是张兆和抱着沈从文给他写的一大摞情书，找到了校长胡适。没想到胡适听张兆和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又看了沈从文写的情书，竟然露出了胡式微笑，对张兆和说：他文笔确实好，没事你们多通通信也好嘛沈从文也意识到了不要过于极端，但仍坚持给张兆和写情书。张兆和也没有过多表示，只是默默接收着他的情书。直到张兆和毕业后一年，事情才出现转机。或许是被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的浓情蜜意打动了，张兆和带沈从文见了她的家人，之后正式在了一起，并跟随沈从文从青岛去了北京。到了北京之后，张兆和发现沈从文根本不会打理生活，每个月一发工资就大手大脚用掉，不仅没有积蓄，有时候月底吃饭的钱都没有。这个时候，张兆和已经铁了心要跟沈从文在一起，因此她没有与他争吵，而是选择了与他结婚，帮他打理生活。为此，张兆和甚至不惜放弃自己的学业。成婚之后，张兆和不仅帮沈从文打理家务，还帮他处理稿件，可谓是不可多得的贤妻。和张兆和结婚之后，沈从文的文学创作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。此前他的创作，大多是为了糊口或是为了发泄情绪。对张兆和的单恋，与张兆和的相恋、成婚，使沈从文内心充满了爱意；再加上结婚后的回乡之行，又再次点亮了他记忆深处的湘西记忆；沈从文写下了《边城》，翠翠这个动人形象，身上明显有张兆和的影子。《边城》讲述的故事非常简单，就是一对富家兄弟爱上了一个穷女孩，他们商定用赛歌的方式来争翠翠，最后大哥出走并出了意外，内疚的弟弟也离开了，只剩下情窦初开的翠翠。但就是这样一部故事简单的小说，不仅是沈从文笔下最重要的一部作品，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。1999年6月，《亚洲周刊》推出了“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”，对20世纪用中文写作的小说进行了排名，遴选出前100部作品。鲁迅的小说集《呐喊》位列第一，沈从文的小说《边城》名列第二。但如果以单篇小说来排，《边城》是第一名。时至今日，在很多文学类书籍销售排行榜上，《边城》也位居前列。那么，《边城》究竟是凭借什么打动如此多的读者呢？对于这个问题，很多人可能会想到田园牧歌式的意象、优美动人的文辞之类的答案。但事实上，这样的答案是不够准确的。《边城》虽然表面上非常美好，但它其实写的是人间最真实、最残忍的景象。边城世界虽然美好、安宁，生活于的人也淳朴、善良，但只要稍微注意一下翠翠的爷爷就知道，那并不是桃花源。老船夫本应享受天伦之乐，但是他不仅要摆渡船，还要忍受着丧妻、丧女之苦。他更怕自己会死亡，那样翠翠就无依无靠了。这样的生活，是真实而又残酷的人间，不是桃花源。更重要的是，《边城》通过平静的故事，展现了一幅最无解的悲剧图景：所有的好人在一起，却干了一件非常非常坏的事。翠翠是好人，翠翠爷爷是好人，船总是好人，傩送是好人，天保也是好人，他们的行为处处散发着人性的光辉，但这么好人搅在一起却没有产生皆大欢喜的结局。相反，结局没一个人得了好。老船夫以为孙女喜欢天保，翠翠喜欢的却是傩送；天保自知争不过傩送，选择离开但却出了事。船总怪老船夫一家，傩送也因内疚而离去。于是，老船夫至死都没看到翠翠嫁出去了，抱憾而终；船总因为大儿子的死去、二儿子的离去而忧虑；傩送的内心则更煎熬，既有对翠翠的爱恋，对家人的思念，又有对哥哥的愧疚；翠翠呢，则陷入了或许永远没有结果的等待。在传统的故事中，推进故事发展的动力往往是正义与邪恶的对抗，正义打败邪恶就是喜剧，邪恶打败正义就是悲剧。但《边城》中并没有反派人物，自然也就没有所谓的邪恶力量。那么，没有坏人作恶的《边城》为何结局如此悲惨？其实，《边城》揭示的是最为深刻、最为永恒的一种悲剧。这种悲剧不是由坏人造成的，甚至不是由命运的捉弄造成的，而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造成的。哲学家叔本华将之称为第三种悲剧：不幸也可以仅仅由彼此的地位不同，由于他们的关系造成的……他们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，他们为这种地位所迫，明明知道、明明看到却为对方制造灾祸，同时还不能单说是那一方面的不对在我们平凡的现实生活中，因关系的变化、立场的变化、思想的变化而造成的悲剧，其实是最多的。比如友情、亲情、爱情的破裂，很多时候我们都不能说清谁对谁错。而这悲剧，往往既美好，也遗憾，更无解。或许，这就是《边城》的最动人之处吧。
